井迎瑞
DV的時代來臨了，我們將以何種態度來迎接它？
我們迎接它的如果仍是一種來自「作者論」的想像，那麼我們所迎接來的DV時代將會是一個更為強化的消費時代，屆時人人都能很容易的拿起攝影機去紀錄，然而人人卻熱衷成為「導演」，把DV帶來前所未有各種社會教育的可能均會被抹殺。曾有人樂觀的認為DV的時代人人有機會自己拿起攝影機表達意見這終將打破媒體的壟斷因而導致媒體的民主化，媒體的民主化亦將帶來整個社會的民主化，由於這樣的思惟因此鼓吹把攝影機交到弱勢族群的手中，讓原來沒有聲音的人有了聲音原來沒有權力的人有了權力，然而這種交接的動作是在舊有「作者論」的典範中進行希望終將落空，因為弱勢族群仍將以資產階級的美學想像來進行影像生產，所生產的「他者」影像終將成為資產階級的消費品，這正是樊農所說「黑皮膚白面具」的文化殖民，我們將會持著攝影機加入了消費後備部隊，既深且廣的去複製主流價值與消費倫理一方面去追逐DV的流行款式與機種，一方面消費DV的他者性格生產影像供資產階級消費，我們每個人都將成為生產者同時也是消費者。
人人都能拿起攝影機不必然就代表形成了人民媒體，如果不從「作者論」轉移到「去作者論」的典範，我們終將只是為了培養更多的「導演」更多的菁英，如果用這樣的標準來對弱勢族群進行人材拔擢，這不僅鞏固了舊有的媒體文化，而所拔擢之人材反而和自己的族群產生異化，弱勢族群的菁英由於認同「外部」的價值而開始亦步亦趨的去追逐名利而不甘回到自己的族群，遑論為自己的族群服務。
弱勢族群所生產的影像不須也不必接受著資產階級的美學檢驗，因為它們的目的不同，他們的目的是為了社區教育，為的是透過拍攝紀錄片的過程和行為來做為社區組織的方法以提升社區集體意識，並為了了解人我關係以及人我關係中之權力位置，因此DV的發展與人人能拍片這件事應放在民主教育而不是美學教育的架構去理解，要發展人民媒體就要放在一個「去作者論」的典範當中強調集體與合作，拍片不再只是重視結果而是重視過程，並開發過程所帶來可能的「培力」價值，讓拍片成為一種轉化的方法，片子拍得好不好是否賞心悅目並不重要，重要的是大家在做此事的過程裡所獲得的教育意義。
因此當我們在觀看弱勢族群所拍攝的影像時不能再以消費的眼睛凝視，而是以社區媒體與民主教育的想像去理解。弱勢族群所生產的影像不須也不必接受著資產階級的美學檢驗，也不必隨著資產階級的腳步玩著才子佳人的遊戲，弱勢族群也應有如此的自信，自己所生產的影像應是先給內部觀看，把人人參與拍片成為一種教育與組織方法，讓內部成為有組織有動力，一個自覺性高的自維階級，不因資產階級的肯定與主流媒體的接受與否而有所焦慮，發展人民媒體需要在一全新的典範中推動，不能再給它穿上「作者論」的小鞋使它變得畸形甚至窒息。
1990年後臺灣在國族建構的過程中能夠再現「國族意像」的紀錄片成為各方新寵，在九零年代的前期這種再現多半是自發性的來自民間，是由下而上的。隨著「社區總體營造」等一波波本土化運動的腳步國家機器嚐試為臺灣紀錄片指引方向，再配合以大量的資源投入，例如經費補助，訓練計畫，影展獎項等。這種再現就開始變成由上而下了，國家機器開始對充滿活力與能量的紀錄片展開收編，透過給獎和補助來為紀錄片定位定調，紀錄片的形態開始呈單一化發展，屬性安全的與泛人道主義的小品成為大家的首選。
由於使用DV技術門檻降低而謄出了更多的時間和精力，然而這多出來的時間和精力並沒有被用去做思考或去做必要自我提升的學習，反而使得紀錄片界的朋友更忙於想更快速的成名，或是忙於寫企畫案申請補助，寫那種政治正確或是那種官方比較能認同的企化案忙著輸誠，紀錄片那種曾經是監督施政的利器卻被紀錄片界的朋給自動繳械了，過程不但沒有對抗卻是充滿了歡樂與心悅誠服，1980年代紀錄片那種抗議與批判精神在今天蕩然無存。
今天要發展人民媒體就必須要走獨立自主的道路，人民不必迷信預算與補助，在以前是不太容易，在DV的時代裡恰恰有這樣的可能，人民可以拒絕申請補助，拒絕參展，堅持獨立自主用影像來做社區組織與教育的工作，以提高人民自覺建構社區意識。把攝影機交到人民手中不必然人民就有了權力與主體，人民手持攝影機開始說話不等於人民就有了聲音，一切都必須去看在什麼典範當中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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